中國紡織化纖成反傾銷重災區，從歐盟到土耳其，半數化纖品遭多國圍堵

傾銷，即一國出口商以低于產品正常價值的價格，將商品銷往另一國市場的行為。如今，中國紡織化纖領域已深陷海外反傾銷調查的 “重災區”，反傾銷正逐漸成為該行業貿易摩擦的主要手段。

2025 年 7 月 29 日，歐盟委員會發布公告，宣布應 “歐洲聚酰胺紗線臨時生產商聯盟（the Ad Hoc Coalition of European Producers of Yarns of Polyamide）” 于 6 月 16 日提交的申請，對原產于中國的聚酰胺紗線（Yarns of Polyamide）發起反傾銷調查。而在此之前，土耳其已率先對中國同類紗線產品采取了反傾銷調查行動。

更早的 2025 年 5 月 21 日，土耳其貿易部發布第 2025/7 號公告，稱應本國生產商申請，對原產于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泰國和越南的人造及合成短纖維紗線和縫紉線，啟動反傾銷日落復審調查。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反規避調查異軍突起，成為貿易摩擦的新趨勢。作為反傾銷措施的延伸與擴展，反規避調查的核心目的是遏制被調查產品通過各種變相方式規避反傾銷稅。數據顯示，2019 年以來，中國紡織服裝領域累計遭遇 14 起反規避調查，其中土耳其發起 11 起，印度發起 2 起，秘魯發起 1 起。涉案產品覆蓋范圍極廣，涵蓋人造及合成纖維短纖紗線和縫紉線、合成纖維長絲紗線機織物、合成及人造纖維短纖機織物、聚氨基甲酸酯浸漬紡織品、聚氨酯合成革與人造革、聚酯高強力紗、漁網等多個品類。

紡織化纖行業，反傾銷調查的 “重災區” 特征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分析數據顯示，2024 年針對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呈現出三大顯著特點，進一步凸顯了紡織化纖行業的困境。

一是案件數量與涉案金額雙創新高，產品覆蓋全產業鏈。2024 年，紡織服裝行業共遭遇 25 起貿易摩擦案件，同比增長 14%；涉案金額達 16.3 億美元，同比增幅更高達 26%。從合成纖維等紡織原料，到服裝等成衣制品，涉案產品貫穿供應鏈上下游，幾乎涵蓋行業全品類。

二是化纖類產品成調查核心目標。作為紡織服裝行業的關鍵原料，化纖產品憑借強度大、耐磨性好、易洗滌等優異性能，廣泛應用于多個領域。然而，隨著國外化纖企業貿易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化纖產品逐漸成為貿易救濟調查的重點對象。在 2024 年的 25 起紡織服裝貿易摩擦案件中，近半數涉及化纖類產品。土耳其、美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墨西哥、巴西等是主要發起國，其中土耳其啟動 6 起調查，美國和巴西各啟動 4 起，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墨西哥各啟動 2 起。

三是貿易摩擦國際傳導性顯著，同類產品遭多國 “圍堵”。一國對某類產品發起貿易救濟調查后，往往會引發其他國家或競爭對手企業的效仿，形成 “連鎖反應”。以尼龍長絲紗線產品為例，自 2005 年以來，該產品已先后遭遇印度、巴西、土耳其 3 個國家的 10 次貿易救濟調查，累計涉案金額約 4.4 億美元，國際傳導效應十分明顯。

反傾銷頻發，多重因素交織的必然結果

從全球貿易環境來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是核心誘因。一方面，在消費市場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美國率先對全球發起貿易戰，打破了多年來全球維持的自由貿易默契，使得不少國家紛紛效仿，明目張膽地推行地方保護政策；另一方面，在生產端，隨著中國紡織產能加速外移，海外紡織產能逐步興起，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中國紡織產業的直接競爭對手。而紡織企業作為一國工業體系中最早發展的產業之一，往往成為地方保護政策的 “首當其沖者”，各國為保護本國產能，紛紛將反傾銷作為重要手段。

從國內行業現狀來看，低價競爭格局為反傾銷提供了 “借口”。近年來，中國紡織品及上游原料價格持續處于低位，不僅引發國外質疑，國內紡織企業也普遍認為價格過低。根本原因在于，行業產能增長速度遠超市場需求增速 —— 為避免庫存積壓，眾多紡織企業被迫從 “盈利導向” 轉向 “去庫存導向”，甚至不顧利潤、只求賣貨。這種低于合理水平、甚至低于理論成本的價格，讓海外剛起步的紡織工業毫無競爭優勢，也給了其他國家發起反傾銷調查的可乘之機。

資料來源：全球紡織網